作者:无极与熵 来源：知影
作为一部女性暴力电影，快速剪辑、升格镜头及性感造型等常见元素几乎没有被运用，相反地，《诚实国度的爱丽丝》以沉郁、冷静的影片风格以及写实、荒诞的表现手法，展现了男权社会中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坎坷命运，并赋予其暴力行为以合理性与同情感。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承受着来自男权话语霸权、社会秩序与复杂人性的多重压力，只能靠自救来保护自己并争夺话语权。乍看之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女性因盲目追求爱情而导致自身悲剧的故事，爱丽丝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似乎缘自于自己的选择，但细细品来，爱丽丝的悲剧命运绝非偶然，推波助澜者是男权社会的不公，是人性之中的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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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与“断指”
青少年时期的爱丽丝聪明奋进、不甘平凡，决定继续求学走“精英之路”，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各种资格证书，以期能在进入社会后凭实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学习成绩优异，但她的班主任却告诉她资格证书并不重要，对女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身材。值得注意的是，爱丽丝的班主任被处理成了面目残缺之人，整张脸上只有一张嘴巴，他看不见、闻不着，仅凭一张长满黄牙的嘴就对女性的价值下了定论——只要漂亮就好。紧接着便出现了男性对女性原始欲望的象征——乳房，从爱丽丝即将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她属于“人”的那一部分人生价值就已经被抹杀了，只剩下了男权社会中的“女色”价值——满足男性的欲望就好。
更为讽刺的是，原本以为自己胸部很大的爱丽丝后来发现自己的胸部根本不算什么，拥有硕大胸部的女性大有人在，她被另外的更符合男权社会主流审美的女人比下去了。这种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少见，就拿当下来说，整容之风甚嚣尘上，许多女性越来越不加节制地追逐着主流审美，其实也就是男性的审美。仔细想来，在外在审美和要求上，抛弃和淘汰女性的其实不单是男性，也包括女性自己，男权社会的枷锁并不是完全由男性掌控，很多时候是女性主动为自己戴上的。
在四处碰壁之后，爱丽丝找到了一个工厂会计的工作，并嫁给了一个有听力障碍的男性。这是爱丽丝悲剧命运的开端。爱丽丝为什么偏偏要嫁给一个有听力障碍的男性呢？从影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爱丽丝是一个唯唯诺诺、沉默坚忍的女性，面对别人的嘲笑与谩骂，她不去据理力争而是低头忍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爱丽丝其实也是有“残疾”的——她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女性。创作者的这种在两性结合上的身份安排实则是很巧妙的：妻子在男权社会中几乎丧失了话语权，她“顺其自然”地接受了爱情，丈夫在传统意义上应该是妻子的依靠，但她的丈夫偏偏是个“残疾人”，爱丽丝彻底成了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孤儿”，这也为她之后的自救之路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听力障碍是男性残缺的第一个暗示的话，那么丈夫的“断指事件”则宣告了男性在影片中的彻底“残废”。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毁容、断伤肢体具有典型的阉割象征意义，这种阉割可以是肉体（欲望）上的，也可以是精神（自卑与焦虑）上的。倘若说在尚未断指之前，爱丽丝的丈夫是唯一一个能帮助她的人，那么断指之后他就彻底地成了一个行动与精神上的废人，断指也就意味着男性力量（正面力量）在影片中的退出与落幕，女性要想获得幸福，必须自救。
来看看影片中男性角色的设置与男性力量的隐退：崔都哲表面是一个退伍军人，实则是一个凶狠狡诈的无赖；金亨石是一个典型的“病态者”的形象，他患有“狂躁症”；相比较而言，金秀哲是一个具有正面形象的男性，但却几乎无所作为，他手中的权利和本属于男性的力量在影片中被淡化到几近消失。和正常意义上的男性相比，这三个男性形象都是存在着巨大缺陷的，他们要么是导致爱丽丝悲剧命运的推手，要么隔岸观火，并未对女性伸出有力、有效的援助之手，形同虚设。
除了直接表现男性正面力量的“缺失”之外，影片也不乏间接表现。心理治疗室门外的家庭主妇们、拎着一桶水爬楼梯被水打湿衣服的女人、租住爱丽丝房子的孕妇，无一例外地，这些女性的身边都未出现男性。家庭主妇们的心理苦恼只能求助心理医生或自己消化，丈夫不会倾听更别说理解；拎水的女性无人帮忙，只能独自承担沉重的家务；孕妇如单亲妈妈一般，挺着大肚子还要去照顾另一个哭闹的孩子。男性在这些情境中都处于缺失状态，女性只能独自地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和命运带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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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的爱丽丝
爱丽丝并非天生怯懦，进入社会以后，因机器取代人工而丧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又因为自己“身材不好”而勉强找到工作以维持生计，此时她已经丧失了争取自己话语权的部分能力与胆量。这是爱丽丝的不幸遭遇，也是现实生活中众多女性的写照，她们因自身的“生理缺陷”而被迫接受男权社会的安排，被迫丧失了自己的女性话语权。紧接着，爱丽丝嫁给了有听力障碍的男性，更是其被迫失语的直接表现——为了配合丈夫（男性）不得不靠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几乎丢掉了自己说话的能力。丈夫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除了埋头辛苦工作之外，爱丽丝更是进入了彻底沉默的状态，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辛酸艰难的人生。这里的“心甘情愿”其实更多的是无奈——单纯善良的爱丽丝收到的第一份来自男性的关怀便是自己的丈夫，这份感动、甜蜜与满足便持续了爱丽丝之后的全部人生。这正是爱丽丝在这巨大的男权社会中孤独、缺爱与渴望被爱的表现。
丈夫成为植物人之后，爱丽丝变得更加吞吐与怯懦，甚至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了问题。紧接着，一次过失杀人行为成为了爱丽丝争取女性话语权的转折点——既然言语无用，既然无人关心，既然已不堪忍受，那杀人就成了一件异常痛快之事。有评论认为，爱丽丝的转变过程是从善良之人到恶魔的转变过程，这一点笔者不尽赞同，爱丽丝并没有“恶魔化”，自始至终她的心愿都很单纯，她只是想要一点尘世中微小的幸福而已，但就是这点小小的心愿都难以实现，都一次又一次的被现实阻挠和撕碎，竟只有通过杀人才能获得和实现。爱丽丝的转变过程充满着悲剧意味，也增强了影片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在影片中，爱丽丝曾两次大声地发出了呼救：丈夫自杀之时，爱丽丝的呼喊撕心裂肺，但没有人前来帮忙和查看，影片只是给了一个空镜头——一大片各色各式的拥挤的房屋，爱丽丝的呼救被湮没在了这一片既拥挤又空寂的房屋之中，她不过是这底层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无人关怀，自生自灭；被洗衣店老板关进洗衣机以后，爱丽丝的呼救声依旧无人听见，房子内唯一的老妪早已丧失了救人的能力，处于绝境中的爱丽丝只能自我拯救。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除了轻微的恐惧之外，在更大程度上，暴力和杀人给爱丽丝带来的竟是胆量与话语权的增加。正如影片开头的场景：“中性化”的心理咨询师已经不愿再去倾听女性喋喋不休的心声了，只有用胁迫和绑架的方式才能让她认真倾听爱丽丝的诉说，爱丽丝才能争取到自己短暂的话语权。
通过杀人，爱丽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这时候，警察介入了。在警察审问爱丽丝一节，两名警察分别位于画面两端且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而爱丽丝被挤于画面中央，显得十分弱小，在法律这一强大的男权社会意识形态面前，爱丽丝再次失去了挣扎的余地，唯有杀戮才能冲破最后的枷锁。由于影片对爱丽丝的不幸遭遇做了足够的铺垫，所以爱丽丝的这种想法和行为是完全可以被观众接受和理解的。正如那名警察所说：“这世界本来就是可怜之人在犯罪。”可谓是道尽了底层人物的辛酸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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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儿结语
有评论将爱丽丝与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作比较，认为他们都是被现实所逼而不得不走向了与主流意识相对立的道路，都是社会中的可怜可敬之人。这种见解付诸了评论者的思考，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与其将爱丽丝比作梁山好汉，不如将她比作《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尽管她跟祥子的转变与结局不同，但她与祥子有着一个极为相似的地方：希望的一次又一次的破灭。
如果说祥子梦想的幻灭来自于黑暗的封建社会，那爱丽丝的则来自于灰暗的当代社会——就医费用的逐渐增加、劳动人民合法权益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房价的不断攀升、不断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残疾人士、不断出现的因拆迁重建事宜而引起的流血冲突等。至于结局不同，大抵因为祥子所爱之人都已远去，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妥协、麻木和随波逐流，而爱丽丝始终心怀希冀，加上对丈夫的眷恋，她由被动忍受走向了主动抗争，而最快、最直接、最有效而又最极端的抗争手段，即是暴力。
正如影片海报中的一句话：“我只是想要一点幸福。”可就是这一个想跟丈夫去海边旅行的微小心愿都不断被搁置，不断被各种社会势力所干扰，“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女性彻底沦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其走向极端的暴力行为令人唏嘘感叹，充满同情与思索。爱丽丝用暴力手段实现自救，但这也意味着，在自我拯救的同时她也走向了自我毁灭。
可以说，《诚实国度的爱丽丝》是一首底层女性的命运悲歌，它具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它又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电影，而是带有一定的荒诞色彩：“无脸”的男人、突然出现的助听器广告、断指之时的众生相、爱丽丝的“飞镖”绝技、对河豚毒性的科普等等，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间离”作用，淡化和消解了影片的血腥暴力所带来的心理震慑力。
但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影片的镜头平实、朴素、多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来表现人物与暴力，具备了写实主义电影最基本的镜像美学特征。倘若从写实主义和荒诞主义相结合的层面上来看待的话，《诚实国度的爱丽丝》不失为一部“黑色电影”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