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国度的爱丽丝》:一首底层女性的悲歌

2016年12月25日花边娱乐169 次围观3744字

作者:无极与熵 来源:知影

作为一部女性暴力电影,快速剪辑、升格镜头及性感造型等常见元素几乎没有被运用,相反地,《诚实国度的爱丽丝》以沉郁、冷静的影片风格以及写实、荒诞的表现手法,展现了男权社会中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坎坷命运,并赋予其暴力行为以合理性与同情感。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承受着来自男权话语霸权、社会秩序与复杂人性的多重压力,只能靠自救来保护自己并争夺话语权。乍看之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女性因盲目追求爱情而导致自身悲剧的故事,爱丽丝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似乎缘自于自己的选择,但细细品来,爱丽丝的悲剧命运绝非偶然,推波助澜者是男权社会的不公,是人性之中的丑恶。

“乳房”与“断指”

青少年时期的爱丽丝聪明奋进、不甘平凡,决定继续求学走“精英之路”,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各种资格证书,以期能在进入社会后凭实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学习成绩优异,但她的班主任却告诉她资格证书并不重要,对女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身材。值得注意的是,爱丽丝的班主任被处理成了面目残缺之人,整张脸上只有一张嘴巴,他看不见、闻不着,仅凭一张长满黄牙的嘴就对女性的价值下了定论——只要漂亮就好。紧接着便出现了男性对女性原始欲望的象征——乳房,从爱丽丝即将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她属于“人”的那一部分人生价值就已经被抹杀了,只剩下了男权社会中的“女色”价值——满足男性的欲望就好。

更为讽刺的是,原本以为自己胸部很大的爱丽丝后来发现自己的胸部根本不算什么,拥有硕大胸部的女性大有人在,她被另外的更符合男权社会主流审美的女人比下去了。这种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少见,就拿当下来说,整容之风甚嚣尘上,许多女性越来越不加节制地追逐着主流审美,其实也就是男性的审美。仔细想来,在外在审美和要求上,抛弃和淘汰女性的其实不单是男性,也包括女性自己,男权社会的枷锁并不是完全由男性掌控,很多时候是女性主动为自己戴上的。

在四处碰壁之后,爱丽丝找到了一个工厂会计的工作,并嫁给了一个有听力障碍的男性。这是爱丽丝悲剧命运的开端。爱丽丝为什么偏偏要嫁给一个有听力障碍的男性呢?从影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爱丽丝是一个唯唯诺诺、沉默坚忍的女性,面对别人的嘲笑与谩骂,她不去据理力争而是低头忍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爱丽丝其实也是有“残疾”的——她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女性。创作者的这种在两性结合上的身份安排实则是很巧妙的:妻子在男权社会中几乎丧失了话语权,她“顺其自然”地接受了爱情,丈夫在传统意义上应该是妻子的依靠,但她的丈夫偏偏是个“残疾人”,爱丽丝彻底成了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孤儿”,这也为她之后的自救之路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听力障碍是男性残缺的第一个暗示的话,那么丈夫的“断指事件”则宣告了男性在影片中的彻底“残废”。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毁容、断伤肢体具有典型的阉割象征意义,这种阉割可以是肉体(欲望)上的,也可以是精神(自卑与焦虑)上的。倘若说在尚未断指之前,爱丽丝的丈夫是唯一一个能帮助她的人,那么断指之后他就彻底地成了一个行动与精神上的废人,断指也就意味着男性力量(正面力量)在影片中的退出与落幕,女性要想获得幸福,必须自救。

来看看影片中男性角色的设置与男性力量的隐退:崔都哲表面是一个退伍军人,实则是一个凶狠狡诈的无赖;金亨石是一个典型的“病态者”的形象,他患有“狂躁症”;相比较而言,金秀哲是一个具有正面形象的男性,但却几乎无所作为,他手中的权利和本属于男性的力量在影片中被淡化到几近消失。和正常意义上的男性相比,这三个男性形象都是存在着巨大缺陷的,他们要么是导致爱丽丝悲剧命运的推手,要么隔岸观火,并未对女性伸出有力、有效的援助之手,形同虚设。

除了直接表现男性正面力量的“缺失”之外,影片也不乏间接表现。心理治疗室门外的家庭主妇们、拎着一桶水爬楼梯被水打湿衣服的女人、租住爱丽丝房子的孕妇,无一例外地,这些女性的身边都未出现男性。家庭主妇们的心理苦恼只能求助心理医生或自己消化,丈夫不会倾听更别说理解;拎水的女性无人帮忙,只能独自承担沉重的家务;孕妇如单亲妈妈一般,挺着大肚子还要去照顾另一个哭闹的孩子。男性在这些情境中都处于缺失状态,女性只能独自地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和命运带来的一切。

“失语”的爱丽丝

爱丽丝并非天生怯懦,进入社会以后,因机器取代人工而丧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又因为自己“身材不好”而勉强找到工作以维持生计,此时她已经丧失了争取自己话语权的部分能力与胆量。这是爱丽丝的不幸遭遇,也是现实生活中众多女性的写照,她们因自身的“生理缺陷”而被迫接受男权社会的安排,被迫丧失了自己的女性话语权。紧接着,爱丽丝嫁给了有听力障碍的男性,更是其被迫失语的直接表现——为了配合丈夫(男性)不得不靠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几乎丢掉了自己说话的能力。丈夫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除了埋头辛苦工作之外,爱丽丝更是进入了彻底沉默的状态,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辛酸艰难的人生。这里的“心甘情愿”其实更多的是无奈——单纯善良的爱丽丝收到的第一份来自男性的关怀便是自己的丈夫,这份感动、甜蜜与满足便持续了爱丽丝之后的全部人生。这正是爱丽丝在这巨大的男权社会中孤独、缺爱与渴望被爱的表现。

丈夫成为植物人之后,爱丽丝变得更加吞吐与怯懦,甚至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了问题。紧接着,一次过失杀人行为成为了爱丽丝争取女性话语权的转折点——既然言语无用,既然无人关心,既然已不堪忍受,那杀人就成了一件异常痛快之事。有评论认为,爱丽丝的转变过程是从善良之人到恶魔的转变过程,这一点笔者不尽赞同,爱丽丝并没有“恶魔化”,自始至终她的心愿都很单纯,她只是想要一点尘世中微小的幸福而已,但就是这点小小的心愿都难以实现,都一次又一次的被现实阻挠和撕碎,竟只有通过杀人才能获得和实现。爱丽丝的转变过程充满着悲剧意味,也增强了影片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在影片中,爱丽丝曾两次大声地发出了呼救:丈夫自杀之时,爱丽丝的呼喊撕心裂肺,但没有人前来帮忙和查看,影片只是给了一个空镜头——一大片各色各式的拥挤的房屋,爱丽丝的呼救被湮没在了这一片既拥挤又空寂的房屋之中,她不过是这底层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无人关怀,自生自灭;被洗衣店老板关进洗衣机以后,爱丽丝的呼救声依旧无人听见,房子内唯一的老妪早已丧失了救人的能力,处于绝境中的爱丽丝只能自我拯救。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除了轻微的恐惧之外,在更大程度上,暴力和杀人给爱丽丝带来的竟是胆量与话语权的增加。正如影片开头的场景:“中性化”的心理咨询师已经不愿再去倾听女性喋喋不休的心声了,只有用胁迫和绑架的方式才能让她认真倾听爱丽丝的诉说,爱丽丝才能争取到自己短暂的话语权。

通过杀人,爱丽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这时候,警察介入了。在警察审问爱丽丝一节,两名警察分别位于画面两端且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而爱丽丝被挤于画面中央,显得十分弱小,在法律这一强大的男权社会意识形态面前,爱丽丝再次失去了挣扎的余地,唯有杀戮才能冲破最后的枷锁。由于影片对爱丽丝的不幸遭遇做了足够的铺垫,所以爱丽丝的这种想法和行为是完全可以被观众接受和理解的。正如那名警察所说:“这世界本来就是可怜之人在犯罪。”可谓是道尽了底层人物的辛酸与无奈。

一点儿结语

有评论将爱丽丝与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作比较,认为他们都是被现实所逼而不得不走向了与主流意识相对立的道路,都是社会中的可怜可敬之人。这种见解付诸了评论者的思考,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与其将爱丽丝比作梁山好汉,不如将她比作《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尽管她跟祥子的转变与结局不同,但她与祥子有着一个极为相似的地方:希望的一次又一次的破灭。

如果说祥子梦想的幻灭来自于黑暗的封建社会,那爱丽丝的则来自于灰暗的当代社会——就医费用的逐渐增加、劳动人民合法权益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房价的不断攀升、不断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残疾人士、不断出现的因拆迁重建事宜而引起的流血冲突等。至于结局不同,大抵因为祥子所爱之人都已远去,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妥协、麻木和随波逐流,而爱丽丝始终心怀希冀,加上对丈夫的眷恋,她由被动忍受走向了主动抗争,而最快、最直接、最有效而又最极端的抗争手段,即是暴力。

正如影片海报中的一句话:“我只是想要一点幸福。”可就是这一个想跟丈夫去海边旅行的微小心愿都不断被搁置,不断被各种社会势力所干扰,“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女性彻底沦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其走向极端的暴力行为令人唏嘘感叹,充满同情与思索。爱丽丝用暴力手段实现自救,但这也意味着,在自我拯救的同时她也走向了自我毁灭。

可以说,《诚实国度的爱丽丝》是一首底层女性的命运悲歌,它具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它又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电影,而是带有一定的荒诞色彩:“无脸”的男人、突然出现的助听器广告、断指之时的众生相、爱丽丝的“飞镖”绝技、对河豚毒性的科普等等,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间离”作用,淡化和消解了影片的血腥暴力所带来的心理震慑力。

但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影片的镜头平实、朴素、多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来表现人物与暴力,具备了写实主义电影最基本的镜像美学特征。倘若从写实主义和荒诞主义相结合的层面上来看待的话,《诚实国度的爱丽丝》不失为一部“黑色电影”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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