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片为何感染“青春恋物癖”

一位拍电影的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你知道现在什么片子最容易找到投资?青春片!只要有足够的“小鲜肉”,就一定会有票房!

轻飘飘的沉重

于是,我看到了这段时间青春片的泛滥。《匆匆那年》《左耳》《回到20岁》《万物生长》《小时代》《同桌的你》《致青春》《何以笙箫默》……更有趣的是,青春故事几乎要变成全部故事的唯一主题。无论是抗战神剧、家庭伦理剧、捉妖的电影还是拜神的电视,都是变相演绎青春片的核心事件,就连《我爱男闺蜜》、《一仆二主》和《离婚律师》这些中年人的故事,也只能按照青春片的逻辑展开。

简单说,今天的大众文化呈现出让我们惊讶的“青春恋物癖”趋势:除非讲述可以吸引青年人的故事就再也没有故事可讲;除非在青春的故事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值得留恋;除非一场爱情,就再没有激情。

在这里,所谓“青春恋物癖”,指的是人们只能在制造各种各样青春期故事、意淫各种各样青春期爱情、赏玩各种各样青春期面孔的时候,才会滋生阅读的兴趣与消费的欲望;与之相应,也只有把《马上天下》和《二炮手》变成战火硝烟中独爱那一人的情怀,才会有讲故事的冲动和完成故事的逻辑。

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青春恋物癖”的症候。自从《亮剑》开启了新战争片的时代,不难看到,“悲壮感”的获得,变得非常艰难。英雄片里王成式的死亡,再也不能激活人们的崇高?就连香港古惑仔电影确立的男性主人公死亡惊颠,也无形中消解了;与之相应,诸多故事都是通过“爱情女人之死”这个办法来完成故事对观众的震撼作用。东方闻英、秀芹、杨紫云、梁楚韵……只要不是插科打诨,这些革命题材的影视剧,就只能通过女人的死代替英雄的死,从而产生悲凉的煽情力量?

也就是说,如果不借用“失恋模式”,就没法滋生情感的认同——这正是青春恋物癖时代“轻飘飘的沉重”。看似悲壮苍凉的故事,其实不过是青春片文化逻辑的改头换面。

然而,“青春片”连同“青春故事”却又承担不了这种“轻飘飘的沉重”。无论是流行的韩剧,还是显现这种爱情偏执的国产影视剧,都只能徘徊在单一化的生活故事模式之中难以脱身。如果不哀叹消失的青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哀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今天的青春文化中,人的生活被抽空为一种只能通过肉身激情来激发激情的生活——如果与欲望无关,就无法建立自己的生存逻辑了。这正是“青春恋物癖”之“癖”的无聊。

低幼化生产的背后

“青春恋物癖”现象的背后,首先是消费群体低龄化和消费能力低幼化问题。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电影的平均年龄下降到了21.3岁,其中将近30%的观众为19岁以下。在电视观众中,虽然40岁观众数量庞大,但是,90后、00后的年轻观众则以粉丝型的方式,使得适合他们的节目占据着黄金时间;在互联网文化中,“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包含了对中年、老年族群退出主流文化的警惕。

不妨说,这是一个文化的“青春期”:这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度过了幼年时期,而成长到了青年时期,而是说我们的文化已经转型为以青年消费为主体、以青春话题为核心的青春文化——无论是装神弄鬼的玄幻文学、神秘异类的科幻电影还是卖萌装疯的脱口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大众文化的“低幼化生产”和“嬉戏式消费”。在这里,“低幼化”的生产不是指文化生产以低龄客户为目标,而是说生产的思想肤浅、内容简陋、风格平板。文化的投资商总是高喊着票房、码洋和收视率,将所谓的市场指标作为唯一指标,要求生产者努力追求客户群体的最大化,这就必然需要遵循最低智力指数的创作原则,不敢有复杂的思想、尖锐的反思和突出的个性化风格。

这种低幼化生产的逻辑,导致中国当前文化生产的“口香糖主义”,即创作者毫无创意的用心,只去借助于漂浮在大众媒体上空的、人人反复咀嚼并且本来就没啥滋味的“口香糖思想”来填充自己作品的意义虚空。无论是按来按去遥控器,还是转来转去电影院,我们几乎找不到新鲜的思想、深沉的情愫和崇高的意蕴。《催眠大师》虽然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其思想却最终停留在“人应该学会原谅自己的错误”这种格言体的口香糖主义中;《二炮手》虽然依托抗战故事,却偏偏大力表现爱情的苦恼和痴情的魔力;至于那些讲述空姐同居或者校花爱情的小说,更是暴露了这种低幼化生产与青春意淫的媾和。

在这里,“青春恋物癖”,归根到底乃是一种以自我为核心的情感冷漠症。“因为没有指望能在任何实质性方面改善生活,人们就使自己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使自己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完善:吃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学习芭蕾舞或肚皮舞,沉浸于东方的智慧之中,慢跑,学习与人相处的良方,克服对欢乐的恐惧。这些追求本身并无害处,但它们一旦上升成了一个正式的项目,就意味着集体自恋主义成了当前的主要倾向。”在这里自恋主义正是资本时代精神内在绝望感的吊诡后果,是在没有未来的时刻对当下生活的崇拜和迷恋。所谓“青春恋物癖”,正是这样毫无未来冲动的时代,充满欲望冲动的必然后果。

一方面是永恒眷恋存在于过去的青春想象,一方面是永远没有未来的青春走向。米尔斯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觉察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在这里,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冷漠和麻木不仁,可能与这个时代的某些价值失衡和规范失范紧密相关的。于是,“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显然,青春文化崛起的背后,乃是一个充满焦虑,而又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焦虑的时代的浪漫幻想,是对于未来无所用心也几乎无能为力的一些人,用爱情和青春的狂想来填补价值空白的“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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