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曝《白鹿原》删剪情节 揭电影隐喻

2015年12月1日花边娱乐728 次围观

《白鹿原》终于上映了。尽管最终登台的是个阉割版,但将曲折蜿蜒近20年,在最近数月中抵达高潮的戏码置入历史当中来看,恰是一出更为精彩的秀。

根在剧本?

电影《白鹿原》打一开始,就是奔着中华史诗巨作而去的。自1993年陈忠实出版小说《白鹿原》以来,编剧芦苇就是电影《白鹿原》最积极的推动者,陈忠实对他说“只要能够拍出《霸王别姬》、《活着》一样的水准就可以”。这两部名留影史的电影,芦苇都是编剧之一。

1992年6月,《当代》杂志首次连载《白鹿原》。1993年1月1日,《霸王别姬》在香港上映,同年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当年7月,也就是《白鹿原》小说单行本出版一个月后,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与陈忠实签下授权书,加上编剧芦苇,“三个人满怀热情地准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当年底,某位领导将《白鹿原》与《废都》列入禁拍作品,西影厂计划搁置。次年,《活着》拍摄完毕,获得1994年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内地遭禁。

回望历史,《白鹿原》与《霸王别姬》、《活着》诞生自同一时代,只是三者命运各不相同。

沉寂近十年后,2002年,因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建国希望“把陕西做成影视大省”并点名,西影厂买下《白鹿原》版权,拍摄预算定为2500万元,芦苇任编剧,此时离职许久的吴天明已不在西影厂领导的导演考虑之中。2004年,芦苇因为喜爱电影《惊蛰》而力荐王全安执导《白鹿原》。2005年,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牵头研讨《白鹿原》剧本,据芦苇接受东方早报(博客,微博)采访称,此前他先后给西影厂发去两版剧本,会议上所研讨的剧本却并非自己所写,亦未署名。导演王全安则对媒体表示,芦苇两稿剧本均未通过,自己不得已花去16天赶出剧本,并通过审查。当时情况究竟如何,至今媒体没有得到第三方证明。芦苇在研讨会现场未提出质疑,为《白鹿原》上映后增加了一道议题。

因为资金问题,2005年西影厂将项目转卖给了某民营文化公司—这些年,正是国有电影厂日益没落,国产大片雄起,民有资本大举进军影视的时代。2004年张艺谋推出《十面埋伏》,2005年陈凯歌推出《无极》,也正是这两位拍摄出《活着》和《霸王别姬》的名导,先后回绝了芦苇的邀请,没有接手执导《白鹿原》—由于该民营文化公司存在资金、诚信、控制欲等多方面原因,2005-2007年,王全安和芦苇先后退出《白鹿原》剧组,两人合作拍摄的《图雅的婚事》于2007年1月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伤在删节?

直至陕西旅游集团伸出橄榄枝,《白鹿原》才重见曙光,它的复生,依托的也是市场对“文化旅游”的热情—陕旅2007年投资的大型历史实景剧《长恨歌》就切实拉高了华清池的旅游热。2010年,陕旅成立陕西白鹿原影业公司,独立投资,预算从8000万追加到1.2亿元(另一说为1.5亿元),媒体报道称:“为了保证拍摄效果,陕旅基本上"买"下了陕西合阳的南长益村,并且大兴土木,一比一建设"白鹿村"。”

在《白鹿原》纪录片《将令》中,导演王全安介绍了拍摄这部“史诗巨片”的信心来源之一:“以往我们会围绕着叙事主体来进行刻画,别的东西作为陪衬铺垫,这次刚好是反的,就是重建一个扎实的历史场景,然后我们在里面去纪录、拍摄。”这或许也是王全安面对电影《白鹿原》的票房时相对坦然的原因之一,投资方更加看重的是《白鹿原》上映后对“白鹿村”旅游的广告效益。这种名电影+景区的合作模式在近些年绝不鲜见,许多项目直接由地方政府牵头。王全安对时代周报记者坦言,虽然自己并不满意,但从合作方和商业的角度出发,《白鹿原》即便遭遇审查,也应该上映。

此时横亘在《白鹿原》面前的不再是资金。根据媒体报道,从2011年9月《白鹿原》第一次送审到2012年4月7日通过审查,整整7个月的时间内“退回—删改—再送审—再退回—再删改—再送审—再退回”成为了不断重复的场景。《白鹿原》的时长,也从5个小时的初剪版,到220分钟的试映版,到160分钟的柏林电影节版,扩充至175分钟的香港电影节版,最终缩减至定于9月13日全国上映的156分钟“龙标版”。

就在距离原定上映日仅剩2天的9月11日,发行方称因为“字幕技术原因”紧急叫停《白鹿原》,正在某网站进行宣传的王全安反而被记者告知情况,只得说“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再等几天也不是问题”。当天,制片人王乐接到陈忠实电话,“70岁的老人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对于命运多舛的《白鹿原》在上映前夕的“跳票”,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2012年9月15日,距离小说《白鹿原》首次亮相过去了整整20年又三个月,电影《白鹿原》终于在部分城市与内地观众见面。

口碑两极

上映后,关于《白鹿原》的最大新闻,莫过于通过网络爆出“推迟上映博同情”的消息。“《白鹿原》上映内幕已查实,字幕根本没错,片方主动要求修剪一个无关重要的镜头,故意把时间弄得紧张,王全安假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让局里躺着中枪,以此博得观众同情和赢得更多媒体版面。对于这欺诈消费者情感行为,谁来表态?”这条微博被包括电影业内人士在内的网民们转发,《白鹿原》剧组随即辟谣,称绝不会拿真金白银的巨额广告费和黄金档期的票房来炒作。

这条“爆料”微博被热烈转发的背后,是观众们对上映后因为删减而显得气息不顺的《白鹿原》的质疑。“《白鹿原》纵然有争议,也绝不是一部烂片;王全安即便有私心,但依然可以看到其真诚。”影片宣传方北京麦特文化有限公司总裁陈砺志如此回应,《白鹿原》所遭遇的口碑压力可见一斑。

片方一定怀念《白鹿原》停留在220分钟版本时的一致好口碑。尽管如今每部电影上映之前都会遭遇“交口称赞”,但包括原作者陈忠实、学者戴锦华、李银河、歌手崔健、主持人崔永元、演员姚晨在内的较有公信力的公众人物的力挺,还是足足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两相对比,质疑的口碑分为了两个阵营,一种认为遭遇删减是最大病因,微博认证为“CIFF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艺术总监”的“老恺”甚至为观众们总结出了删减的内容:“1.仁义白鹿村上匾,涉及旧时乡绅文化;2.晒枣和泡枣,涉及阴阳房事;3.田小娥抽大烟,涉及鸦片习俗;4.完全删除的女主角白灵,涉及“陕北肃反错杀”;5.枪毙土匪黑娃,涉及解放后镇反;6.解放白鹿原,抗日开始的1小时剧情全部被删,白孝文、黑娃、鹿兆鹏各自命运中断无结局。”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即便没有删减,《白鹿原》依旧让人失望。有媒体指责《白鹿原》中田小娥戏份过重,难堪“史诗”之名,亦有媒体拿出“16天写出的剧本”加以探讨。

《白鹿原》上映仅三四日,所引发争议之两极,在近年来只有姜文那部《太阳照常升起》可以媲美:爱它的尊为巨作,厌它的恨铁不成钢。在微博上发表看法的电影业内人士,也多持两极意见。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副教授杜庆春在博文中称其“超过《霸王别姬》和《活着》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杜庆春所看的《白鹿原》是220分钟版本,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给予《白鹿原》90分。尽管说“这个片子还是等以后评论更好”,但他道出自己认为《白鹿原》最具意义的地方:“影片试图写"人"为目标,而不是写一个可以印证某种历史观的人。也就是不希望人首先承担了历史的态度和看透历史的姿态”,“中国电影如果不盲目追求一种所谓语言的先进,那么就可以非常扎实地讨论人的戏剧究竟怎么写作,而这里面一定更有深意地带出历史再表述的问题。”

截至9月17日,在全国部分城市上映的《白鹿原》收获2100万票房。

“能放映‘半部’《白鹿原》,我觉得值了”

创造就要承担风险

时代周报:在公映版中,田小娥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主角。在《白鹿原》的纪录片《将令》中你说过一句话:“整个电影都是在同情这个女人。”在更加完整的版本中,她也处于同样地位吗?

王全安:《白鹿原》完整版的结构有两条主线,它们来回穿梭。一是白嘉轩和鹿子霖,以及他们与大背景变迁的关联;二是人的情感,牵扯出白孝文、黑娃、鹿兆鹏、田小娥这些晚一辈人与上一辈的背离和冲突。如果(公映版本)后面能有半个多小时的结尾,再加上别的补充部分,两条线索看上去还是比较平衡的。在完整版中,白孝文和黑娃这对兄弟之间的戏份,要比田小娥更多。

因为放映,必须要有取舍,(田小娥)这个部分被保存下来,因为它讲的是人的故事、情感的故事。从电影要讲的主旨出发,它确实也很重要。白嘉轩一直坚守的东西是那么顽固、稳定,什么才能与之抗衡呢?只有田小娥所代表的、动物身上才会有的自然力才可以。繁殖、异性吸引的力量是大自然赋予的,它更有穿透力,当它到了白鹿原,对于白嘉轩而言是对立的、旗鼓相当的力量。

电影不太适合讲“道”,更适合讲故事。她便于故事的展开,同人物关系、人物感情、情爱都有关联。作为电影讲述,她比较有色彩,容易让大家感觉到。电影中来了这样一个女人,一圈男人齐刷刷地看过去,这个很有意思。这样的女人在生活里容易招说,在电影里也容易招说。这很有趣。

时代周报:绝大多数观众无法看到更完整版本的电影《白鹿原》,但通过预告片、纪录片和剧照,还是可以猜测有哪些内容拍了但是没有播出。譬如黑娃在被枪决之前含着冰糖,和影片开始时两个小兄弟分享冰糖构成了呼应。删减不仅破坏了剧情,也消解了意味,类似的遗憾有很多。

王全安:电影前半截基本都在铺排、铺垫,到后面才产生作用。兄弟间是“杀兄”的故事,少时分享冰糖,是白孝文所说“卖地都会去救你”的友谊,最后命运让白孝文成为县长,让他去面对黑娃这个杀人土匪。白嘉轩(白孝文父亲)求他放过黑娃,他说每个朝代,杀人偿命,都一样。这很有道理,也是命运的无奈,他悄悄地买了冰糖,去给黑娃送去,也不得不枪决自己的兄弟。当时白嘉轩除了求白孝文放过黑娃,还求他抽空回家去生孩子,都被拒绝。这也有一层含义:白嘉轩所代表的体制,最终还是通过匪夷所思的方式传习到了白孝文身上,他虽是共产党的县长,但他又已是一个新的白嘉轩了,这便是有趣的地方。

时代周报:电影《白鹿原》和原著相比,除去直接删除的人物外,白孝文的修改相对较多,原因是什么?

王全安:是为了把小说里面复杂和迂回的东西简单化,便于叙事。很多主旨和功能会经过合并,重要的东西会经过挪移,融入其他线索中。白孝文一路走来都受到父亲的压制,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个人”总的面向。

小说可以详述,摆开其他不谈,就谈这个,看不明白,可以往回翻,还可以问别人。电影一趟过,所以必须改编。改编《白鹿原》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前提要把握,一是你能不能弄明白这个小说原来要讲的是什么,这个是一定要的。二是你能否创造一个只有通过影像才能表达出来的意境,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能自圆其说的东西。要像它,同时要有所创造。当然,创造就有风险,你得承受这个创造的风险,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时代周报:你认为《白鹿原》这部小说根本上讲的是什么呢?

王全安:讲的是土地和人的关系。故事讲这群人遭遇的一个大变故,通过故事,为我们搭一座桥,让我们知道为何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未来又会是怎样。历史通过时间长度,通过无数人的生命经验,让很多问题变成一个问题,形成了规律。

删去的都是刀尖

时代周报:《白鹿原》有多个版本。其中220分钟版得到许多夸奖,公映版则褒贬不一。删减后的《白鹿原》是伤筋动骨的,还是在你接受范围内?

王全安:从个人角度而言,我还能够面对这样删改的结果。从电影角度来讲,它只能表达出一半的力量。后半部分的改变(删去了20多分钟),影响到对事情的归结。前面不变,少了后面的归结,只留下了一个型。但通过这个型,观众能了解到它的质感,了解到我们的思考方式。从对朋友、对制片负责的态度出发,我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换来的进展,从市场角度出发也应该这么做。以个人来讲,我比较难过。

时代周报:公映版本删减到156分钟,是某些内容审查无法通过的缘故居多,还是影院从排片角度出发的商业考量居多?

王全安:肯定是因为审查的原因。删减的根本,因为它是一个在一定制度规则下的电影。

时代周报:公映版中删掉的内容,你觉得最不舍、最遗憾的是什么?

王全安:我个人的感觉,(删掉的)几乎都是刀尖,就是把锐利的东西磨得比较钝了。

时代周报:通过妥协达成上映,你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王全安:在选择拍《白鹿原》时,我就了解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电影,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经历什么样的历程。在当下,能够完成《白鹿原》,能够放映“半部”《白鹿原》,我觉得值了。这或许是在这个环境里我们能够创造和允许表达的极限。对于当下环境,它算是一个进步,一个推动。把东西放在那儿,既说明电影本身的问题,也能说明环境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由此展开探讨和关注。

它的上映与它的不许上映(的部分),都证明了它的价值(笑)。

时代周报:对于这种环境,你有什么看法?

王全安:不管遭遇了什么,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工作上去,真正有价值的是把东西做出来,才能更说明问题。环境开不开放和能不能做出东西来这两个问题,到底我更应该关注哪个?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我来说,最难的还是创造,假如说我们创造出了真的需要突破障碍去表达的作品,才能回到对环境的要求上来。我对环境的看法不是特别悲观,《白鹿原》就是一个表达,让想看的人看到,才是关键。

时代周报:不少看完电影的人又转头回去看原著,或者寻找完整版。

王全安:陈忠实说过,小说经历了近十年的误读。电影到来的时候,大家的兴趣其实是对环境感兴趣,我一点儿都不怪罪这个事情。我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其实说浅了,就是前边太压抑了。前两天参加陈忠实小说出版20周年,他很感慨,20年后终于出版了完整版。我很感怀,如果说电影也有相似遭遇,我希望它的完整版到来不要这么久。我希望,时代较20年前能有进步。

触及真正与我们关联的东西

时代周报:北影副教授杜庆春说《白鹿原》“在阶级史观和宗法史观中间扬长而去”,在编写拍摄《白鹿原》时,你持有怎样的历史观?

王全安:我觉得,我们未必比我们所设想的更深刻。打个比方,20年前,我们吃粤菜、西餐觉得很好。现在我们认为自己喜欢吃的才是最好的,还希望朋友也喜欢。胃比嘴更真实,我们以前不自信。当我们谈历史的时候也一样,能够比较诚实、真实地讲述自己,才是赢得别人和环境尊重的第一前提。

整个《白鹿原》都在讲述:我们曾经有一个方法,一个我们族群经过几千年总结而出的,属于自己的面对世界的方法,它从农耕文化而来,和土地有着关联。地走不了、动不了,春播秋收,一成不变,这跟海洋文化截然不同,有它独到的智慧。当我们了解这一点,就了解我们的历史为何如此,人们为何这般做。为什么这小说穿越20年依旧常被提起,我想它是触及到了真正跟我们有关联的东西:土地与人,繁衍的力量。

时代周报:你曾说,《白鹿原》中要弱化党与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着力于从农民、土地、人性角度的挖掘。这种选择是为了适应上映,还是根本意愿?

王全安:艺术的表达跟政治、哲学不同,它能够从更根本的共性中看到更重要的问题,譬如从人性层面去接近。这个时代里有各种政治动荡、党派纠葛,其核心还是利益,只在这个层面去谈好坏、讲历史,是说不清楚的。

小说诞生至今快20年,我们对历史有了不同的了解,积累了一些经验,对不同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已大为不同。这种改变其实就是宽容,更宽容、更能接受自我。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在我看来,都是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事,都是一个“人”的事,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历史讲清楚。譬如以前我们谈“文革”,总好像有一部分人是制造者,另一部分人是受害者。我愿意看得更远些。

时代周报: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制造者,是这个意思吧?

王全安:没错。换一个角度说,当我们面对历史时,最应有的态度不就是悲悯吗?我们民族近代所遭受的重大变故,其实是我们延续几千年的、因为农耕背景创造出来的文明,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打败,失去了方向。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体制的国家,但无法在短期内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匹配的全新文化(300336,股吧)。

《白鹿原》讲的是,从我们遭遇挫折、失去方向的这一刻起,我们在心理上经历的一些变化。以白孝文为代表,开始是震怒、反抗,然后受挫,最终失去了准则。而像鹿子霖这样的人,一直很稳定的价值观崩塌后,人欲就活泛起来了。人欲对个人而言,不是一个坏事,但如果一个整体都被欲望带着走,就是一个问题。我无意评判这种冲突中哪个对,哪个不对,只想展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不同境遇下他们的不同感受。

电影里的隐喻

时代周报:你认为历史事件将不断重演,人性亦按照固有方式进行,对吗?

王全安:(沉默了一会)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走入历史里,当时间和空间标尺不再以人的一生为基准考量时,很多事情就变得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了。为什么说在陕西讲土地就有分量?因为它见证了十几个朝代的兴衰,这一切土地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它沉默。譬如政权更迭,农民们想的只是粮食要交给谁。这看上去很质朴,也很简单。

电影《白鹿原》中剪掉的内容里有这么一则:黑娃做了土匪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们上街游行、号召抗日,土匪们就去闹事、抢日货,他们骂老板:“他妈的中国东三省都被炸了,你还卖日货,你是人吗?”然后就抢东西。在那个时候,白鹿原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时代周报:历史周而复始。

王全安:没错,完全一模一样。也许《白鹿原》的意义在于,对历史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自我。当事情再来时,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全新的。对历史来讲,没有新意。

我在筹备《白鹿原》的过程中发现,我们的文化有一种很强大的、很隐秘的力量,像暗河一样一直发展、传承着。电影里的具体体现是:历史会用一种我们自己也理解不了的、诡异的、不可思议的方式延续下去。

时代周报:有评论说,和《活着》相比,《白鹿原》展示了一组群像,人们能在其中找到当下的对应。

王全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的穿透力,为什么要去温故历史呢?历史就是时间对规律往复的归纳,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其因。现在我们有了右,因为之前有了左。现在我们物欲横流,因为之前物质匮乏。这种极端的摆动,因为当初失去了准绳。当我们被击败,当我们开始否定自己,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都是因为当时处境和历史逻辑所致。我们不能够判定哪个对哪个错,取消逻辑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有人说“历史就是现在”,这是对的,因为是今人在描述历史。如果历史不能和当下发生联系,那么对这个描述水准就有所欠缺。

时代周报:你曾说如果早几年拍《白鹿原》会更“锐”一些,现在的“温和”态度与年龄有关吗?

王全安:当然。我觉得对于历史的描述最重要的一点是平和面对。有人说历史体裁应该过一段时间拍,我觉得有道理。用一个统一的、公平的、非抵制的态度去描述和面对整整一段历史,才是对在场的、不在场的人的最大公平。这样看起来更冷静、更可靠。早几年前我还沉溺在对个人创造力的表达欲望中,几年后没那焦虑了,相对变得比较从容,才能相对平静地接《白鹿原》这样一部电影。

时代周报:《白鹿原》中如浪般的麦田让人印象深刻,既是景色,也是符号。你还在电影中的哪些地方植入了隐喻?

王全安:其实《白鹿原》中的场景,既符合生活逻辑,又具有含义。比如搭建的主场景:村口进来是一个广场,广场是活动中心,麦场是聚会地,对面是个祠堂,再对面是个戏台,戏台侧面是乡公所。它们其实都有指代:祠堂是宗族管理机关,戏台是文化中心,人来人往、历史更替,人们都要上戏台去演一出。这些场景、这种结构,与故事内容紧密相连。又比如说田小娥死后,白嘉轩要在她窑洞上建一个塔。塔盖好,一看那个形状,含义就特别外化、特别清楚,它其实就是一尊男性象征,那东西不但外露,而且很粗鲁。

影片开始时对麦子的俯视、对播种的描绘,寓意这个故事关于土地,结尾时麦子在风中狂舞,代表着一种压抑。这么多年,麦子一直没有发出过声音,它们透过鼓声的配合,展现出澎湃的一面。土地是不能够平静的,它给我的感觉是,不管发生过什么,都是前辈人所经历与付出的,真是如歌如诉。历程中充满辉煌与艰难。其实,我们就是这么一路撞着过来的。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