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凶手》 自由将以何种方式引导人民

罗志良导演的电影《消失的凶手》,与梁乐民和陆剑青联合执导的电影《赤道》有一点相同,那便是拿知识分子象征的教授作为一个大反派出现。先是让教授满口正义、真理、公议,然后又作出大量地看似促进民主自由和老百姓的事情,最后原形毕露,原来自己才是幕后真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

香港电影人,最近的几部电影,开始有这种拿知识分子开涮的苗头,以前,是断然没有的。在《十月围城》中,更是有知识分子坚定地内心独白:我们虽然害怕流血,但在追求真理面前,是连死都不怕的。这种道义与坚持,以往都是凝聚在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为何近来的香港电影人如此变风,我不知道。哪位读者知道为什么,还劳烦留言告诉我。

电影《消失的凶手》,凶手是指挑动底层工人罢工并制造跳楼事件的人。而整部电影的时代背景,则是上层权贵腐败奢华,底层老百姓民不聊生。影片更是毫不客气地传达出一个权贵的信息:多印钞票。这个民国戏,一定能让懂它的影迷看出点别的来。

底层民众和权贵属于两派,凶手要做的,就是挑动底层,推翻权贵,进而自己获利。电影很是更够为自己加分的地方,至少有两处。第一处,刘青云饰演的角色,在屠村的地方挖尸骨,这是赤裸裸的真实。第二处,抗议群众有人被打死,一名权贵保安终于良心发现,放下枪械,站在了人民一边,继而,所有安保人员站在了人民一边。这是人民的胜利。

从影片要传达的讯息来看,底层和权贵的矛盾,显然是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出来进行“挑拨”才行的。教授逼死一个底层伪装自杀跳楼之后,才会引发罢工潮,才会激起底层对权贵的民愤。这一点,显然是放大了教授的能力,也放大了这起跳楼事件带来的冲击力。若无公正、公开、公平的底层与权贵对话原则和平台,这种阶级矛盾,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挑拨,都会暗流涌动。

该部电影的态度是,权贵不是好东西,挑动人民对抗权贵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好东西,只有一心查案的阿瑟是好东西。这也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香港的这些编剧导演为何近来会有这种想法。以我阅读范围内的视野来看,全球堪称知识分子典范的,近一二百年来,没有鼓动底层暴动的,多是力促建立三公的对话机制,并且承认两个阶层的博弈关系,力促健全司法,保障这种博弈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不过,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也有一段跟李大钊吃火锅的戏,老陈往里边加了一把炭火,火光四起,然后老陈说,要借机升起这把怒火也不怎么着来了。可是,说这话时候的陈独秀,应该不算教授,而是疑似快成了党员了吧。到了陈独秀晚年,在狱中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也是有忏悔的。知识分子力促合法博弈的主流,一直是没有变过的。

回到电影情节本身。底层民众与权贵有巨大的矛盾冲突,当如何解决呢?当然要司法健全。要保障一切都在法律范畴内进行。然后,还要有一个合理的博弈平台。最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都知道,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工会。工会不是逢年过节发肥皂的摆设品,是代表工人去跟权贵博弈的。在法律范畴内博弈,正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定价原则。依靠市场博弈的方式,而非政府、暴力定价方式,更能以最低的社会能耗,建立最搞笑的社会运转机制。

底层民众没有与权贵博弈的组织和平台,看似对权贵有利,实际上,一旦全部民众觉醒,一定会起来反抗,到时候,权贵想谈判,都找不到对手在哪里了。这个时候,必然引起暴力革命。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博弈,当然要比暴力革命的损耗小太多。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都懂了啊。所以,他们的工会,可不是向工人发毛巾肥皂那么简单了。

百年以来,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持有这一观点并为之努力的。我不知道,《消失的凶手》的编剧导演为何不顾及这些基本的学术常识而拿教授开涮。退一步讲,拿教授开涮也行,但也要顾及基本的剧情常识啊。在该戏中,教授与权贵合作,蛮比鼓动底层对抗权贵,来的划算,获得的利益会更多,放着安稳好日子不过,去搞暴力,剧情说他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站得住脚吗?

终归还是那句话,看《消失的凶手》更知道健全的博弈机制的重要性。文/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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