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时代》 除了《小时代》还有一种青春片叫台湾

2015年12月7日花边娱乐544 次围观

在豆瓣电影的评分中,已经很久没有一部青春电影,能如同《我的少女时代》一样获得8.2分的赞美了。与之相伴,《我的少女时代》在台湾席卷4亿新台币之后,在大陆同样收获了2.8亿票房,并且还在持续增加。这部电影用无数个动人细节和粉红泡泡,赚足了各个年龄“少女”们的欢笑和眼泪,也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后,让台湾青春电影从“小众文艺”逐步走向“商业类型”的探索之路,更加清晰明朗,更为大陆近年风靡一时、吸金不断,却又饱受诟病的青春电影,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空间。

台湾青春片的精神要领:抗争!

《我的少女时代》中,整部电影的高潮,就在校庆大会上女主角林真心为男主角徐太宇被诬作弊打抱不平,走到台前故意违反校规,自请违纪处罚,而男神、好友、同学乃至校花情敌,都各自挺身而出,用自请处罚来表达对不合理规章制度、不人道教育方式的抗争。当全体同学集体起立,林真心倔强而坚定地说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谁,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样子”,这部电影就超越了对个人青春的怀旧回忆和浪漫书写,开始从“青春”之中,寻找一种改变的力量。

从《艋舺》的黑道打斗,到《女朋友·男朋友》的“野百合学运”,台湾青春片中,“抗争”二字总是牢牢占据青春记忆的中心。及至《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台湾青春电影尝试从文艺转型商业,抗争主题让位少年幻梦,但在既定的类型模板之中,九把刀仍然选择将柯景腾对沈佳宜怦然心动的瞬间,定格在教官因盗窃事件要求同学互相举报、搜查书包,而乖乖女沈佳宜起身抗议的一刻,“沈佳宜,刚才你超正的!”小尺度,轻口味,但反抗的力量却不能缺席,而反抗的指向则从民间暴力、官方政治的大历史讲述转向更贴近普通人的青春时代的台湾教育体制改革。

《我的少女时代》的时间背景设定在1994年,而此前的《那些年》虽未明示年份,但从教室黑板上“民国八十四年”的值日标记,也可推算出故事发生在1995年,两者都与1994年那场被称为“四一〇大游行”的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相照应。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社会向多元化转型,国民政府戒严时期残留的僵化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94年4月10日,台湾大学黄武雄教授号召组成“四一〇教改联盟”,台湾二百余个民间团体、三万余民众走上街头游行,向政府要求实行教育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这场自下而上推进的教育改革,实现了基础教育小班化,高中大学增量化,教育内容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目标。

尽管这场教改二十年来的得失功过始终存有争议,但这一运动确实使台湾教育从基础教育大锅饭、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僵化局面解放出来,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普通民众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通道。对于台湾教育改革的反思性表达,则成为台湾青春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而置于社会运动大潮下的个人情怀,也因增添了历史厚重感而更显真实,并顺理成章地与当下勾连起来。

“抗争”不仅指向制度,更指向自身;不止停留在青春里,还延续到走入社会后的一地鸡毛之中。“反抗成熟”是台湾青春电影的又一思想脉络。《那些年》的结尾,在新郎“你们想怎样吻新娘,就要先怎样吻我”的玩笑话后,柯景腾扑上去深深亲吻新郎的一幕,用一种疯狂的方式宣布,青春并未在功成名就中被埋葬,在成熟世故后被压抑,它仍然潜藏心底,给告别青春后平凡生活以力量。在《我的少女时代》中,这种表达更为直接,一份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工作,一段不被在乎的感情,让成年的林真心过着表面光鲜实则痛苦的生活,好在她最终选择潇洒递上辞职信、甩掉男朋友,“人不需要在一个不在乎你是谁的地方浪费自己的人生”,下一个转角,你总会遇到“真心爱你”的徐太宇。

“玛丽苏”也无妨:于幻梦之中重寻真实

“你们在学校会偷看男生吧?会手牵手跟姐妹淘一起上厕所吧?”在《我的少女时代》的宣传活动中,导演陈玉珊的问话,得到的是女生们齐整而确定的答案。“我就是把那种‘咦,你也是这样啊’的回忆放进去,让你们对号入座,这就是我的‘大数据’。”

陈玉珊的“大数据”造就了小IP的胜利。《我的少女时代》除了几位大咖的友情客串,几位主演全都是相对新鲜的年轻面孔,而原创剧本也出自名不见经传的新编剧与导演陈玉珊的个人故事。如果用时下盛行的IP概念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小IP。然而创作团队却用一种圆梦般的细致令青春往事重现,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就做过问卷调查,询问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听什么音乐?逃课去哪里?最讨厌的女明星?最喜欢的男明星?”这和大陆电影资方聘请咨询公司来调查哪些元素赚钱、靠水军“遛粉”来检测哪个艺人有票房号召力的做法相比,高下立判。

平心而论,《我的少女时代》虽然采用了一个普通女孩的草根视角,但并没有跳出“玛丽苏”“傻白甜”的少女系幻想电影俗套。女主角林真心连变身之后都貌不惊人,只能凭借亮晶晶的眼睛和抿抿嘴的微笑,勉强算是可爱,而男主角徐太宇不仅是个会打架、当老大的“坏男孩”,还有“念过数理资优班”、“代表学校参加奥林匹亚竞赛”的隐藏“学霸”属性,身为“校草”的男二号毫无意外也倾心于女主。但这部电影偏偏打动了无数观众,因为所有细节都太真实了。

属于上个世纪的明星贴纸、同学录和折页电话簿自不必说,校草买饮料时的近身触碰带来的脸红心跳,约会前试了无数件造型最后却弄巧成拙的糗态,实在是每一个少女都曾有过的片刻。徐太宇眼中,被迫写“诅咒信”时都充满愧疚的善良的林真心,和林真心眼中,曾因同伴溺亡而痛苦自责、性情大变的徐太宇,这两个人物因为这些设定而血肉丰满、真实可信。而徐太宇将林真心推向校草、转过身时那红红的眼眶,林真心得知徐太宇和校花交往,雨中摔倒后不让徐太宇来扶的stop手势,那种夹杂着清纯、苦涩和骄傲的微妙情感戳中了很多人关于青春的回忆中最柔软的地方。而众多用心揣摩过的真实细节汇集到影片中,带给观众的是一次次代入角色、重返青春的可能。

为何沉溺于虚假:大陆青春片的迷思

《我的少女时代》与《小时代》同样热映,然而映后评分却是天壤之别,这正是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奇观。

不同于台湾青春电影对抗争精神的坚持和对真实细节的执着,大陆青春电影却在现实面前一路沦陷,以至于陷入虚假的泥淖。在《同桌的你》、《致青春》、《匆匆那年》这一系列大陆青春电影中,讲述的起点虽然是“青春”,但故事的结尾却常常呈现出与过去的青春的断裂。青春可以尽情尽兴,然而成年后必须克己复礼,如同彩色与黑白的对照,恍如隔世,充满了妥协、认命的况味。

因为现实的苍白,青春的色彩也被恣意扭曲。不论是《小时代》中姐妹反目又重归于好的狗血戏码,还是青春片中女主角永远忙着堕胎的设定,都与大多数人所经历的青春相去甚远,但即便如此,这些异化了的青春片还是赚得盆满钵满。观众们来到电影院沉浸在“虚假”的青春标本中,而后带着一种也曾敢爱敢恨的自我想象,重新回到早已变得世故和平庸的现实角色中去。

事实上,国际电影工业体系中的青春电影(Teen Film),远不是大陆资本视为“人傻、钱多、速来”的吸金利器,而是照映着一代青年如何体认自身与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欧美青春片大多通过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冲突,表现主人公在不同社群间完成自我肯定和身份认同;另一脉络的日韩青春片,则侧重青春期的焦虑与躁动,并把它们放入校园欺凌、社会改革等大背景下来感知,充满对东方式情感与家庭的细腻描摹。

叫座不叫好的大陆青春片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矛盾。而以《我的少女时代》为代表的台湾青春电影,则给大陆提供了想象自身的另一条路径。我们不是必须参与狗血故事,才能称得上没有虚度青春,平凡如你我的暗恋与心动之中,同样可以被挖掘出值得纪念的闪光点。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坚持这个平凡而不平庸的自我,因为唯有在始终反抗生活的平庸之中,我们才能脱离犬儒主义,重建价值判断,真正让青春永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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