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9月份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小说《三体》的评论，这篇文章百度我的名字加小说名，依旧可以检索到很多。我在那篇评论里边很不客气地批评《三体》小说作者刘慈欣没有基本的人性温度，这本被吹捧很高的中国科幻小说，骨子里边是卑劣的，充满着为了胜利机关算尽的道德正确感，对高科技杀人尤其是杀害无辜者问题，故作高深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正确，是典型的可鄙的中国文化血液中的毒素。
当时，那篇文章很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最低端的批评是，我不肯定国货。这个问题，不值一驳。我做电影、小说等文艺批评，很少看产出的国籍问题的，批评无国界。争议最大的，就是在于人性的温度问题。很多读者感觉不到《三体》没有基本的人性温度，觉得我吹毛求疵。最近上映的电影《火星救援》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好例子，来聊一聊。
《火星救援》，讲的是一个宇航员滞留火星，地球宇航部分通力合作，不惜经济代价救援他回地球的故事。这部艺术作品的好处，就是，不算经济账。电影《火星救援》实际上，是处处算账的。滞留的宇航员，如何种植土豆维系生存，每天吃多少，如何发电到达可升空的飞船地点，如何升空，用多大的距离和时速才能回到太空飞船船舱等等。这些，都是数学账，电影中算的一清二楚。但唯独不算的，是救援的成本账，这个经济大账，被作品藐视了。
这其实就是艺术的高度。人命大于一切，任何的生命个体都必须给以肯定，在灾祸中，给与救援，而不是算经济账。而在小说《三体》中，作者刘慈欣设计的纳米切割大船的段子，实在是杀死无辜者都是政治与经济正确的，作者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甚至还觉得，自己为了大我，牺牲了少数的几个小我，如此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如何的轰轰烈烈。
一个作品，是积极救援生命个体，另一个，则是杀死他们也活该。好作品，与烂作品的重要区别，便在此处。我们不妨深究一下，中国的文化意识中，好像真个是为了大我，死几个小我，是没问题的。比如说矿难，数年前，发生矿难，如果救援会用到的钱款大于人命赔偿钱款的话，就不救了。这种人命的经济账，算的比谁都快。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各方面的对抗，中国矿难，才慢慢成为，不算经济账，先救人。
人命大于一切，这个基本的人性主题，在中国的某些艺术作品中，得不到尊重。我想深究一下原因。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太老了。人啊，一老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见过了，也学会了斟酌利害了，一旦学会了斟酌利害，其实就圆滑世故了。中国很多的小说、电影，都是圆滑世故为主题的，写这个，很作者都得心应手，反倒是写《火星救援》这样的拯救个体的艺术作品，仿佛绝缘了一般。
作者本人的世故圆滑，造成了作品的世故圆滑，作品本身不尊重生命个体，还觉得自己会算经济账，会算社会账，是聪明的，是高端的。某些没有基本人性温度的读者，也便觉得，真高深啊，这人杀的好啊，杀死小我，成就大我了。无论是现实，还是艺术作品，我们往往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杀害个体，还觉得多正确。与《火星救援》这样的拯救个体的电影相比，中国文化太圆滑。
为什么要救助个体？为什么要不惜经济成本去救援火星的宇航员呢？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去年，朋友去香港，给我带回来一本希拉里的自传，名为《抉择》。这个美帝官员，在书里边说了很重要的一段话。她聊到为何要得罪中国去救援一个瞎子的时候，大概说了下面的一段意思。
当时，她正代表美帝跟中国高层商务部会谈，如果这个时候介入瞎子陈光诚的事件，可能会让会议取消，对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但她还是选择了救助陈光诚。她说，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救助个体的价值。如果美帝这个时候学会了利益取舍，那立国之本就丢了。
救助个体，是艺术情怀。希拉里在《抉择》中，又认为，这也是她们的政治情怀。这个，值得注意与深思。很多时候，我们救助个体，实际上便是对集体的最大救助。又是很多时候，我们打着集体主义的名义侵害个体，何尝不是对整个集体更大的伤害呢？！
至少，我觉得，艺术作品，还是不应该算什么狗屁利害经济账的，救助个体，尊重每一个生命，是基本的艺术伦理。《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给《三体》铁杆粉丝上了很好的一课：别光想着成功，所有的成功，至少都应该在艺术上，不伤害无辜个体。文/马庆云【xuezhemaqingy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