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滚床单为目的的爱情片 你还会去看吗

2016年5月3日花边娱乐355 次围观

在4月29日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之不二情书》中,其实既没有北京,也无关西雅图,不过依然是汤唯和吴秀波这对轻熟男女上演的横跨两国的爱情故事。

还是异乡两个孤独的灵魂,历经冲突后的释然、了解、依赖,因为一个意外分离,确定心意彼此追寻,然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同时,导演薛晓路延续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用一段故事串起了关于文化差异、传统遗失、海外炒房热、急功近利留学潮等种种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有戏kiki陈晨

和朋友看完《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走出电影院,我们彼此长舒一口气。她突然问:“你信么?”我说:“信什么?”她说:“成年人的世界还能找到这么纯情的恋爱方式么?”

两个多小时的片长,导演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让男女主角各自生活,偶尔交集却又无数次地错过,只通过最传统的方式——书信来维系和增进彼此的感情。两个中年男女撩来撩去却到片尾才彼此相见,完完全全的柏拉图啊……

《北西2》注定将创造不错的票房,但也一定会引来不少议论

这不是岩井俊二的《情书》,它讲述的不是少男少女的初恋,这也不像《爱在黎明破晓前》那种纯粹的文艺爱情片,完全抛弃叙事只剩精神交流。

吊诡的是,女主是澳门摸爬滚打多年的赌棍,男主是从小漂泊美国放荡不羁的地产经纪,他们怎么可能还会像小学生一样对见不到摸不着的人倾诉衷肠?怎么可能还会毫无保留地向陌生人敞开彼此的心扉?归根结底,这一对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哪里来的能力相信不滚床单的爱情。

有人说导演矫情、作,也有人说导演太理想化、太文艺。种种质疑,不过是源于大家对这种古典主义爱情观的不认同。

“滚床单的热闹,一定会变成滚钉板的惨叫。”“爱都可以做了,还需要谈么?”这样的台词在片中俯拾皆是,导演似乎早已料到这些反应,未卜先知地将自己的观念植入到电影里。

她向往“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浪漫,向往“向死而生”的忠贞,对现代社会所谓的亲密关系充满了不信任。

诚如廖一梅在《柔软》中所说,“每个人都很孤独,在人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理解。”我们已经习惯牵手、接吻一站式的模式,我们热衷于虐心剧情、花式撩妹的韩剧,突然遇见这样两个小时毫无进展毫无高潮的爱情片,竟然会觉得无比尴尬——两个成年人,用这样的方式谈恋爱真的合适么?

导演想探讨的东西太多——亲情、乡情,甚至人类之间的感情,但观众似乎并没有耐心去容纳和接收更多导演想要传达的信息,因为我们都是抱着去看爱情片的态度去的啊。

两个多小时,我们如坐针毡却又不敢离席半步,不过是因为我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男主女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

当影片结束时,男女主人公终于相见,相信无数人内心都有千万匹草泥马在奔腾,导演你为什么不按套路出牌呢。大概只有导演在银幕后默默偷笑,我就是让你们这些想看滚床单爱情片的人内心惨叫。

《不二情书》与《北京遇上西雅图》没有任何情节上关联,除了男女主角没有换。汤唯还是那个拜金汤唯,但吴秀波已经从老实巴交的落魄叔摇身成为浪迹情场的花花公子。剧中最大的亮点是与吴秀波配戏的老夫妇,几乎全场笑点和泪点都来源于此。

由此可见,老年人的打情骂俏可以被解读成相濡以沫,但中年人背对背的恋爱,就很容易被贴上矫情的标签了。

导演把《查令街84号》这本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书作为电影全篇线索,运用蒙太奇的手法让两个鸿雁传书的男女靠想象谈情说爱,一个化身学识渊博风趣幽默的男教授,一个变成天真烂漫俏丽可人的女学生。

关于两个人如何通信,一直是整个剧情的关键,到最后葬礼上通过书店老板的遗言才揭晓谜底,原来是他一直把世界各地的信件相互传递,这是编剧最为巧妙的地方。

在《查令街84号》的译序中,译者这样写道:“一旦交流变得太有效率,不再需要翘首引颈、两两相望,某些情意也将因而迅速贬值而不被察觉。我喜欢因不能立即传达而必须沉静耐心,句句寻思、字字落笔的过程;亦珍惜读着对方的前一封信、想着几日后对方读信时的景状和情绪。”

导演大概也是此书的拥趸者,才会用书信来串联整场。这种设定既不迎合主流市场,也不照顾观众情绪,但在国产影片里也算独树一帜吧。

很多人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这部影片与上一部相比,第一部片中小三远赴异国他乡生子并爱上接盘侠,曾经被很多人诟病为三观不正,但没有人觉得它脱离现实。

如果说第一部是讲“生活的苟且”,那这一部大概就是“诗与远方”。

在爱情速食主义盛行的年代,拍一部如此节奏缓慢的爱情片,多少有点吃力不讨好。吴秀波在片里说,别谈感情了,伤钱,其实耗的还有时间。

我们没有空闲写信,没有精力谈情说爱,甚至没有耐心看完一部男女主角两个小时都不见面的电影。说导演理想主义也好,说她天真也罢,但这样的不合时宜,这样的不顺势而为,反倒显得难能可贵。

《北西2》显然是一部更有野心和更有情怀的电影,但是情怀不小心就变成了说教,野心也可能变成理想主义。

在世俗的电影市场,再去谈论“诗与远方”很容易就会沦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就好像有人讽刺汪峰和许巍,“都他妈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迷茫,有什么可迷茫的。”

看完《北西2》,估计很多人也会撇撇嘴说,都三十岁的人了,还写什么情书啊。不过我总是本能地对这些自我放弃毫无愧色的说辞充满了警惕,也对一切抱有理想和文艺之心的人保持着敬意。为什么人到中年就不能谈一场没有荷尔蒙的恋爱呢?

【对话薛晓路】爱情故事不好写,想写一段两个人不见面的爱情

导演薛晓路

之前《北京遇上西雅图》有朋友赴美生子的经历,这次有现实的灵感来源么?

薛晓路:有一些现实的灵感吧,确定一个题材方向之后会有大量的采访,然后也会夹杂传递出我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

《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敬了《西雅图不眠夜》,这次很多人看到《查令十字街84号》和《电子情缘》的影子,这个是有意为之的风格吗?

薛晓路:最近我没有看《电子情缘》,看这部电影还是上世纪90年代放映的。这部电影也不是那个导演最好的作品。《查令十字街84号》,倒是确实有从其中汲取灵感,也不能算是致敬,是这个书信集给我相当大的启发来构建这个故事。

爱情故事不太好写,要写出不一样挺难的。那个书信集启发了我,觉得写一个两人不见面的爱情戏,会是挺有意思的挑战。

写了以后才发现今年正好是《查令十字街84号》作者(HeleneHanff)诞辰100周年,这可能是某种缘分吧,书信集中的书店老板叫Frank,恰好和《北西一》里男主人公同名,我觉得也是冥冥巧合。

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是因为要致敬而去拍个电影,为了致敬而创作,其实创作的动机和结果就本末倒置了,没有哪个创作者会是这样的思路的。

从一些既有经典中去获取灵感是你的创作习惯吗?还是说作为一个学院派的创作者更愿意用这种方式去跟自己喜欢的电影做某种连接?

薛晓路:我想这是所有创作者的习惯,比如你看科恩兄弟,拉了三万多部片子,你觉得他们不是为了从那些作品里获得启发吗?就像一个小说作者,如果不看其他的小说会是一个好的作者吗?这不是借鉴,这应该叫学习,对整个行业,对全世界范围当下作品有一定了解是一个创作者所必需的。

我也从来不会去做所谓的“连接”,喜欢哪个电影就去致敬,我从来不做这样事情,我只是拍一些我想表达的故事。

而且《西雅图不眠夜》和《电子情缘》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我喜欢比较硬朗一些的,比如德国的《窃听风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风格。

《北京遇上西雅图》成功的时候,大家其实意识到,那是一个在中国并不多见的成熟的浪漫爱情轻喜剧类型片,但是好像这个类型比起其他的类型,这几年并没有随着中国电影整个市场崛起,还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类型,这一点你怎么看?

薛晓路:“浪漫爱情轻喜剧”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类型,但是它在中国被演绎得没有那么完善。它在美国电影文化谱系里面有非常完善的发展历程,这个系统给出的不光是一个浪漫爱情轻喜剧的名词,它给予的是这样一种类型上很多创作细节上的支持和表达,但是我觉得一些创作者并没有那么仔细去探索和研究这个类型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元素或者它的一些标准。

《北京遇上西雅图》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将它称之为“小妞电影”,我觉得这种称谓其实带着某种轻视。媒体用这个来博眼球,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要是真秉持着我就是拍一个“小妞电影”的目的来拍电影,那肯定拍不出一个好的浪漫爱情故事。

“小妞电影”只是流传在媒体或者评论界的一个词汇,它本身在理论、叙事、技术环节的种种方面的支持都是零。你说这是给“小妞”看的,还是拍“小妞”当主角的呢?给小妞看的,《疯狂原始人》也是,拍“小妞”的,那《红色娘子军》还应该算呢?它们之间有相似性吗?!

对我来说,研究是很重要的功课,既然做这件事,就要认真下功夫。我刚说了《西雅图不眠夜》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电影类型,但是当我要拍一个类似类型的时候,我把这类电影集中地看了二十多部,去琢磨研究它的类型叙事,然后才开始写剧本拍摄。

对我来说,把某个类型做精,首先是认真研究,之后才是去尝试和实践。

但必须说,《不二情书》是反浪漫爱情轻喜剧类型,它是一个反类型化的叙事,完全颠覆了爱情浪漫轻喜剧叙事格局,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不愿意重复自己,虽然再写一个同样类型在技法上更加驾轻就熟,但对我来说没有满足感。

2013年导演协会颁给你最佳编剧奖的时候,你有说过觉得“商业”并不是一个很上台面的事情,但“北西”很快成了一个“商业”成功的案例,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薛晓路:那个话一定被断章取义了,那句话的全文应该是,很多人认为商业不是一个上台面的事情,但是恰好我不这么认为。

我完全不否认电影的商业性,如果没有这个属性,电影诞生不可能传承至今让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投资,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商品呢?

一个创作者永远需要在个人表达和商业之间去寻找平衡,但是这个平衡,见仁见智。对我来说我希望我的故事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表达色彩,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这种个人表达是被观众所认可和有共鸣的。

我不愿意写一个自说自话的故事,也不愿意只为了满足观众的期待。如果这个故事没有它要承载的意义,那我压根就不会去创作这个故事。

当年《北京遇上西雅图》有一部分批评的声音说“三观不正”,这种质疑会不会影响你后面的创作?

薛晓路:太不会了!而且如果说“北遇西”三观不正,那我觉得有那种判断的人三观才不正。我觉得上一部电影三观正得没法再正了。我只不过写了一个有问题的角色,但是我在影片中完成了这个人物的成长和改变。难道银幕上就不可以出现有问题的角色吗?

从一个文化主题上来说,我印象中,无数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主人公都是有某种缺憾的。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人物的背景是她是一个“小三”就三观不正,那你是不是可以说《悲惨世界》冉阿让从一个贼开始的救赎之旅也是一个三观不正的故事呢?雨果的三观正吗?那写了出轨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三观是不是也不正呢?《复活》写了妓女,也太不正了,托尔斯泰的墓志铭上是不是也要写上“三观不正”几个大字呢?

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壤会滋生出那样一种声音,而且呼声还不低?我觉得太荒谬了,我的三观都被刷新了!起初听到的时候我还去做了一些认真的反驳,后来我觉得太无趣了,不在一个平台上,我就没法说。

这次既没有北京也没有西雅图,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为什么还要用同一个名字?是想要把汤唯和吴秀波主演的爱情故事打造成一个IP吗?

薛晓路:这个名字不是我想加的,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就叫“不二情书”,但是对于出品方和宣传方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加上“北京遇上西雅图”这几个字宣传成本会更低一些,我也没有意见。

“北京遇上西雅图”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IP,IP就是一种知识产权,上一个作品也是我自己原创的,所以这种延续并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这次是一个全新的创作,但我希望还是保持爱情故事,海外华人生活,还是写我个人对爱情的一些态度表达,我也很希望还是我们三个人的合作。这些元素聚集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IP的延续,但并不是为了IP而IP。

至于演员,因为上一部合作愉快,而且他们俩就是很合适啊,我为什么要换其他人?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们俩的形象。

会不会因为有了之前的合作,在写作的时候更知道怎么给他们写戏,更加量身定制了?

薛晓路:我从来不为演员量身定制,我认为好演员一定是为我的角色量身定制。我不会为了将就一个演员或者突出一个演员而创作角色,我觉得好演员一定是能适应角色的。

既然前面说到这类电影并不是你最喜欢的类型,但你接连拍了两部这类的作品,是出于女性导演的性别优势,还是女性导演在市场上被选择的结果?

薛晓路:我不敢说叫性别优势,因为这样一些题材确实不少是女性创作者,因为女性情感更细腻,或者因为面向的观众大多是女性更能够找到共情的地方。《西雅图未眠夜》是女导演,但是比如《诺丁山》、《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漂亮女人》、《真爱至上》,这些很棒的浪漫爱情电影都是出自男性导演之手,有什么关系吗?

男女创作者这并不是一个定论。我下一部电影一定就不是爱情故事。

创作这两部电影都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我不太愿意被选择。我跟制片方合作,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相当宽松的创作环境。

你说中国电影几乎还称不上产业,还很困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创作中心了,现在的心态和那个阶段有没有不同?

薛晓路:我还好,基本没有吧。我一直以来的合作方都很固定,他们应该都看得到能为我作证,看我有没有急躁。我2010年开始导演第一部电影,2013年第二部,2016年第三部,我觉得我的频率不算快的,我起码没去管电影市场有怎样的爆发,我还是基本保持了我自己创作的节奏。

同时你还一直担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职工作,从那个侧面能感受到行业的一些变化吗?

薛晓路:有变化,过去可能要担心毕业后没法从事所学的专业,现在还没毕业就已经就业了。现在机会太多了,年轻人难免想去积极尝试,但是最后是否出得来,要看造化。这一两年我在教学上有一些疏忽,只能是把定量的课时数尽量上满,然后集中精力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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