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性的灰色地带

2016年11月6日花边娱乐145 次围观

三联生活周刊

《驴得水》到底好看吗?在铺天盖地的评论中,分成两个阵营。

喜欢的人折服于剧本本身,一个喜剧的外壳包裹着悲剧的故事,讽刺的对象从人性到体制,再到整个时代,完成了主创“讲个笑话,你可别哭”的期待。

不喜欢的人多是吐槽电影的形式,话剧式的表演和镜头切换遮盖了电影应有的趣味——“话剧人转电影人最大的难度不是对影像感的参透,而是话剧戏剧与电影戏剧的置换节奏,当我们说一部电影‘话剧腔’或者‘表演靠吼’的时候,其实是说你没有为他们留白。”(网友评论)

两边说的都对,不过喜欢这个片子的人更多。其实,《驴得水》最早就打算拍成电影,剧本大纲搁了两三年,辗转于各个电影公司,一直没有开机的机会。后来,为了维护版权,才尽快拍成了舞台剧。

这是一个特别不民国的民国戏,也是一个没有学生出现的学校戏。故事发生在民国31年,一个会让人产生高原反应的偏远乡村里。四个有教育梦想的人在这办了一所小学,学生却只有六个。因为经费紧张,校长给上级虚报了一位“吕得水”老师。有一天突遭检查,他们找来个铜匠顶替,蒙混过第一关,还得了一大笔钱。

到此为止,都是荒诞喜剧。

随着第二次资方美国人来访,谎言渐渐败露,教育部特派员、校长、几个老师、铜匠,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顺从、妥协、丧失自我。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什么也都失去了。如果要给电影换个英文名字,老外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感慨的那句“Incredible China”还挺合适。可这个看似完美的小故事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圆谎故事,这类故事里,谎言总是善意和事出有因的,因而一错再错的圆谎过程都是在道德感和同情心接纳范围之内的,观众才能一步步紧跟着情节的推进。

前半部分里,四位主人公代表着导演心中知识分子的四个类型:校长正直无私、富有抱负,却性格软弱、容易妥协于小事;周铁男是个愤青,锋芒毕露、充满反叛精神;裴魁山精明、务实、小心谨慎,出事必先自保,以实用主义为信条,带着知识分子的救世理想试图拯救失足女性张一曼,张一曼则一心向往自由。另外两个人孙佳天真烂漫,充满理想主义;铜匠“吕得水”质朴却无知。

后半部分里,人物在权力威逼下急速反转。前一秒还好好的,被拒绝一次、被羞辱一顿、被崩了一枪之后就完全换了新的皮囊,面目全非,每个人的反转我开始都以为是在做戏,可是我错了。这种极大的前后反差很容易让人出戏,或者说,一两个人的人性反转无可厚非,但集体被洗脑式的转变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人性没有非黑即白,这个本可以更丰满的故事恰恰忽略了人性里最有趣的灰色地带。

如果非要给电影找个男主角,应该是铜匠。他是个被动的主角,若没有来到这个村子,接触到这些城市来的知识分子,铜匠大概这辈子都都不会想象到自己可以成为主角——穿上貂皮大衣,被曾经瞧不起他的人簇拥着,当众羞辱一个拒绝了他的女人。

铜匠不傻,只是怂,他一直知道自己的身份、禁忌和特权。当大家让他闭嘴时,他就不说话,需要念蒙语假装英语时,他就念,当一曼勾引他时,他会主动反扑过来,他享受从“奴才变成主人”,只是变成主人之后会变本加厉。铜匠的反转,是在张一曼说他在自己心中“只是个牲口”的时候,几个月来的幻想和对世界新的认知都在那一刻破灭了,他扔掉张一曼留下的一缕头发,从压抑已久的奴性里逃出来,转身变成了趋炎附势的市侩嘴脸,这中间只有一个过渡的镜头——猫在石头后面看到进村的美国人车队。

铜匠的故事很像著名的“马丁·盖尔归来”。1548年,法国南方朗格多克,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农民抛妻别子,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几年后,邻村人迪蒂尔假扮马丁回来,他巧舌如簧,骗过了所有人。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贝特朗终于发现真相,将他送上了审判席。迪蒂尔依旧机智擅辩,在他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时,一个木腿人闯进法庭,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骗子迪蒂尔最终被判处绞刑。

《驴得水》是一群人骗一个人,“马丁·盖尔归来”是一个人骗所有人,面对一层一层的谎言,有人难分真假,有人以假乱真,有人不愿戳穿,不同说辞的背后不过是利益的远近亲疏关系不同。娜塔莉·戴维斯重写《马丁·盖尔归来》的故事,不是一个小说,而是微观视角的史学研究,想说的是身为历史的旁观者,如何真正理解局中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选择,而身为现实的局中人,如何真正洞察全局面貌和周遭环境。《驴得水》也有这样的诉求,这是这个好故事的根基,但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推演的紧张气氛和人物与周遭社会关系的处理上还是略逊一筹,而这也恰好是所谓“电影感”与“话剧感”的呈现差别。

张一曼是个类似于羊脂球的角色,也是观众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她从头到尾没有变质,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导演主观黑化的人物。既然无力反抗,疯了、死了是她最好的归宿。

这个角色来自导演周申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池莉的小说:“小说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个名叫豆芽菜的女孩,我脑中的印象久久不去。有这么一种人,内心单纯善良,却给人感觉浪荡风骚,她的原则是不伤害别人,也不受人束缚,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其实关键时刻远比那些成天满嘴大道理的人能够坚持道德底线。”

她是个有“污点”的人,观念前卫,有性瘾,渴望自由和爱情,但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否则她不会在众人的羞辱中沉默不语,不会在看到自己长发被剪秃时失声大哭,躲到桌子底下,长发正是象征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一个直观标志。在集体反转被黑化的后半段,张一曼和孙佳是让观众觉得可惜和可怜的,其他男性角色到最后都变成了可悲和可恶。

除了犬儒的校长和猥琐的老裴,周铁男的转变打了观众一个措手不及。首先,他挨了一枪,在地上躺了好久,竟然没死;其次,回过神来的他立即就加入了老裴的狗腿子阵营,而且并不是伪装,是真正地倒戈了。也许,在地上躺着假死了那么久,铁男正在思考该如何保命,但活过来就强行改头换面,这毫无起承转合的节奏里略过了多少内心斗争啊,这种自我博弈的挣扎大概才是电影更应该深挖的部分吧。

总之,电影值得看,但看一次就够。看完后会让人觉得特别不痛快,特别憋屈想骂人,因为对于人性由白转黑的过程无法自圆其说,看完自然就会焦虑。甚至会联想到现实社会,为了适应改变而磨去棱角,或是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一类人,这种转变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好像很难找到确切答案,但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最后,有两个动人的细节:那头驴被宰了以后,孙佳一边烧着“得水”的小木牌,一边在哭;张一曼把剥完的大蒜片抛向空中,像下雪一样,伴着《我要你》的歌声,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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