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让身居不同阶层的观众都有所思的电影，原著作者和编剧刘震云提供了当代中国的优秀故事，导演冯小刚用中国传统美学的技法讲故事，他以说书人的身份从“李雪莲”的身份说起，带出了这个“偏执”“死磕”“不懂迂回”的执拗农村妇人的“冤案”，范冰冰验出了“这一个”女人形象，她与大鹏、于和伟、张嘉译、高明、赵立新、郭涛等一众男配角的“战争”便是移动的天圆地方的清明上河图。
《我不是潘金莲》之前，谁会将范冰冰与这样一个村妇形象联系在一起？但仔细分辨，李雪莲与现实中的范冰冰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可以找到相互映衬的，因为她们都是内心强大的女子。李雪莲坚持上访十几年，范冰冰从最初的小家碧玉到现今的“范爷”，这种转变伴随着一个女人内心成长的过程。现实中，无论她遭到怎样的非议和诋毁，都能够用一种大度、自嘲的态度轻松化解，这是人生的历练，就像电影里的官员评价李雪莲，“她已经修炼成精了！”因此，经过“范爷”诠释的女性美，也从含蓄传统变成了一种独立自信，这种气息正是时代精神的彰显，她让更多的女人明白，女人就是要活出自我、活出精彩。
娱乐圈“人红是非多”似乎是条铁律，所以关于范冰冰的八卦绯闻，坊间口口相传，假事儿最后也变成了真事儿。但真正的生活勇者对这些觊觎中伤之词是不屑一顾的，对于范冰冰来说，她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做好一个演员。范冰冰的银幕表演基本上和中国影视产业的崛起同步，1997年她开始拍戏，同年中国人的文化辞典里多了一个新鲜的语汇——“贺岁片”。这个词语的缔造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1990年代商业电影的拓荒人冯小刚。
2003年，冯小刚与范冰冰第一次合作，编剧是刘震云的《手机》，完成了冯小刚的转型之作。“手机”这个新鲜的沟通媒介，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开启了他们新的创作生涯。范冰冰在《手机》中扮演出版社的编辑武月，是一个“职业新女性”的形象，在复杂的人物纠葛里，她拿捏自如，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最佳女演员”，彻底告别“金锁”时代。而农村妇女李雪莲，则是与武月彻底的反面，一个孤独且有秘密的执着的人，她要“问个明白”，不能一码事成为另外一码事，虽然她自己也不免“将一码事做成了另外一码事”，但是，当年的“离婚”确实有其问题。李雪莲的痛苦当中，其实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的重负。就像冯小刚的旁白中所说的，李雪莲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本来和县长市长省长，和国家大事并没有关系，但因为有了人大会的召开，有了她的上访，于是就有联系了。
当李雪莲被说成是潘金莲或者小白菜窦娥的时候，她其实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错落的污名。李雪莲以一介女子身负历史之重，这也是为什么李雪莲要不断的上访的原因（要与这一历史的恶名撇清关系）。当被称为潘金莲的时候，李雪莲被视为一个风流女子，她的上访就是为了“正名”；而一旦被视之为“小白菜”、“窦娥”的时候，她并不被认为有“冤情”，而是因为她的固执在各级官员眼里成了一种挑战和威胁，一种双重历史的重负，既是历史上的，也是二十年前的，这双重的重负，都使得李雪莲的“正名”不再是“正名”，李雪莲和各级官员们之间的诉求不同，其结果不同也就可想而知了。李雪莲的痛苦，虽然是一种身份”正名“的痛苦，但其实也是历史加诸于个人身上的痛苦。
李雪莲的上告注定了是一个悲壮（又自带滑稽与反讽，建构过程中随时在解构这一行为艺术）的重复，但使得李雪莲从反复变成反讽的，不是李雪莲，而是符号和符号引起的痛苦，身份错位引起的黑色幽默。对于李雪莲来说，是不是或叫不叫潘金莲，是生死攸关的；但对他人而言，她叫潘金莲、小白菜、窦娥，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称呼，在他人眼里，只是一个个分裂的符号，他们看到的是符号，看不到“人”在他们那里，至于到底是潘金莲，李雪莲或者小白菜，都无关紧要。李雪莲求的是个人身份的正确性，其实是一种名实一致，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换言之，当她被称之为潘金莲时，她就已经不是李雪莲，当然也就不是窦娥或者小白菜了。而令她痛苦的是她的“名”。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她那里，芝麻越滚越大，竟然变成了西瓜，蚂蚁也最终成了大象’她的痛苦，因而也就是一种符号的痛苦，是一种身份错位的痛苦。再说回影视界（演艺圈、贵圈），演员（明星、艺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背负了商业、情怀、名声等等各种负累。
